賄賂犯罪有隱蔽性強、偵查難度大、取證困難等特點，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主動承認犯罪事實，接受從寬處理?；诖?，全國人大常委會于 2016年決定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但目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規定較為零散，制度缺乏體系性，操作性不強，筆者認為亟待完善。

　　筆者認為，賄賂犯罪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其必要性。首先，通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給予嫌疑人一定的希望，促使嫌疑人自愿悔罪作出有罪供述，從而及時揭露和證實犯罪。其次，通過偵查人員說服行賄人積極向偵查部門供述證據或線索，主動揭發受賄人或其他共同行賄人的犯罪事實，有助于偵查部門收縮偵查范圍，明確打擊重點，有針對性進行偵查活動，提高行受賄案件偵破效率。第三，通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能夠達到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懲罰目標，進入到矯正程序，有利于社會改造工作的順利進行，進而降低社會危險性。

　　“兩高”自2014年以來試點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也涉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未進行系統的程序性設計。目前的刑事司法中缺乏審查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否的程序機制，即便被告人認罪認罰，仍有可能通過普通程序進行全面審理，并沒有真正解決訴訟效率的問題。而實體法中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以適用的法律更是屈指可數。

　　筆者認為，為更好地在賄賂犯罪偵查過程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需要完善立法，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立法層面給予更積極的評價。首先，通過立法統一職務犯罪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標準，明確賄賂犯罪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范圍。其次，制定職務犯罪量刑規則，推動職務犯罪量刑規范化建設，為辦理職務犯罪及賄賂犯罪案件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開展告知認罪認罰從寬法律規定工作提供明確的依據。再次，對適用《刑法》相關條款的規定進行解釋，明確對認罪、認罰的從寬效力。第四，完善程序性規定，通過設置一個偵查階段的協商程序，達成一致意見，在庭審時由法官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以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在立法層面賦予偵查部門實施認罪認罰從寬權力的同時，筆者認為，應當對偵查人員的權力進行制約。一方面，在訊問、詢問過程中要求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使每一環節在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的作用下陽光作業。另一方面，應當建立嚴格的審查體系，在審查過程中發現偵查對象的供述是非自愿的，審判人員可以以排除非法證據的方式宣告證據無效，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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