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案情

　　犯罪嫌疑人高某某、陶某某在山東省德州市平原縣某處，騎摩托車搶奪被害人耿某某（女）挎包，包內有現金200余元、手機一部、銀行儲蓄卡若干及耿某某身份證。在實施該起搶奪犯罪后，二人使用耿某某手機（經鑒定該手機價值2000余元）、身份證將其銀行卡綁定了支付寶，消費卡內資金3000余元。

　　分歧意見

　　對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陶某某的犯罪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不同觀點。

　　觀點一：高某某、陶某某二人搶奪了現金200元和一部手機，其行為構成搶奪罪。在實施搶奪犯罪之后，二人使用耿某某身份證、手機、銀行卡綁定支付寶消費銀行卡內資金的行為，是另起犯意實施。該行為應獨立評價，根據具體犯罪數額，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以盜竊罪定罪。高某某、陶某某二人應定搶奪罪和盜竊罪。

　　觀點二：高某某、陶某某在實施搶奪現金、手機、銀行卡的犯罪之后，還存在綁定支付寶消費銀行卡內資金的行為，前行為構成搶奪犯罪，后行為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特征,應構成搶奪罪和信用卡詐騙罪。

　　觀點三：高某某、陶某某二人的行為構成搶奪罪，其將銀行卡綁定支付寶的行為屬于搶奪行為的后續行為，不應再獨立評價，應按搶奪罪一個罪名處理。

　　筆者觀點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

　　從侵害法益的角度整體把握案件定性。信用卡詐騙罪侵犯的主要法益是信用卡管理、發放、使用秩序,信用卡交易安全和金融市場經濟秩序。本案高某某、陶某某搶奪的目的和“綁定銀行卡盜刷”的行為，目的都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產，侵犯的只是持卡人對信用卡的使用權和信用卡賬戶內金融機構許可使用的資金安全,是金融機構與持卡人協議下的持卡人可以自由實現的債權,對此銀行并不承擔民事責任(掛失前),并不會影響信用卡的發放、管理和使用秩序,也不會侵害金融市場經濟秩序。該行為侵犯的法益是他人財產權，應按侵犯財產類犯罪定性，不應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

　　從因果關系上把握案件定性。搶奪行為與使用被害人手機、銀行卡、身份證綁定支付寶消費被害人銀行卡內資金的行為具有因果關系，雖然本案中有“將銀行卡綁定支付寶”這一介入因素，但介入因素是嫌疑人在非法占有財產的不法動機支配下實施的正常行為，與搶奪行為是出于一個犯罪目的，侵害的都是被害人的財產權益，而且搶奪的手機和身份證是完成信用卡使用的必要條件，不能割裂兩個行為的因果關系。就如同變賣盜竊財物一樣，在搶得銀行卡、身份證及手機后將銀行卡綁定移動支付是將犯罪所得最大化的表現形式，因此應與搶奪行為一體評價，認定為搶奪罪。

　　從立法原意上考量。搶奪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如何定罪，雖沒有法律及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但搶奪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沒有搶奪其他財物，只搶奪了信用卡并消費的行為，應該構成盜竊罪；一類是搶奪其他財物，已構成了搶奪犯罪，同時將搶奪的信用卡消費，可以參照搶劫、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明確作出了規定，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四款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應認定為盜竊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條規定“搶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費的，其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為搶劫數額……”搶奪手機、現金、身份證和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的行為如何定罪，雖然沒有法律及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但從刑法理論和法律邏輯角度看，這一類搶奪行為，可以參照盜竊、搶劫的規定予以處理，也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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