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將食品安全犯罪中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罰金規定為無限額罰金，但目前沒有相關法律或司法解釋對罰金的適用基準和適用梯度加以明確，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普遍適用的大前提下，如何在貫徹“四個最嚴”刑事政策的基礎上把握好寬嚴相濟的度，合理確定罰金數額，如何將無限額罰金量刑確定化，需要認真考慮。

　　食品安全犯罪無限額罰金量化的可行性路徑。罰金數額的確定應主要體現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綜合各種情節進行全盤考量。但就經濟犯罪來說，犯罪數額是體現其社會危害性的最主要情節，因此，在理想的量刑模式下，罰金數額一定程度上與犯罪數額應當呈現正比例關系，其他量刑情節可進行再次調節。具體到食品安全犯罪中，其量化路徑則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下稱《量刑指導意見》)，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通過對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進行量化分析，確定基準刑及從寬或從重處罰的幅度，最終確定宣告刑。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則可以犯罪數額作為確定罰金數額的主要依據，并在犯罪數額的基礎上明確罰金刑計算的參考基準，形成罰金基準數額，然后根據其他不同情節，在基準數額上進行一定幅度的加減，從而將無限額罰金的量刑建議確定化。

　　罰金計算參照基準的確定。刑法第143條與第144條規定，對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罰金刑適用的參照基準進行了模糊化處理，雖然在立法層面保證了刑法的穩定性，但在司法實踐中卻需要明確適用標準以實現量刑均衡。筆者認為，對于食品安全類犯罪，可區分案件情況分別適用“銷售金額”和“貨值金額”作為罰金刑計算的參照基準。即當進入流通環節予以銷售或具備查清銷售金額的條件時，將銷售金額作為罰金刑適用的參照標準。當尚未銷售或者銷售金額無法查清時，可將貨值金額作為罰金刑適用的參照標準。原因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區分情況適用罰金刑具有立法合意性。刑法不再將“銷售金額”明確為罰金刑的唯一參照標準，并非是對這一參照標準的否定，而主要是為了避免因立法過于明確而導致司法適用范圍的刻意狹窄，為司法實踐準確裁判選用適當的參照標準提供可能。食品安全類犯罪與老百姓日常生活聯系密切，小攤販數量多、小作坊式經營占比大，這就決定了該類犯罪嫌疑人大多數都沒有規范賬目可供參照，查明銷售金額的證據標準高、難度大，如果繼續將“銷售金額”作為唯一的適用基準，那么將會使許多案件遭遇司法適用不能。因此，將“銷售金額”與“貨值金額”區分情況分別適用，是符合有關食品安全類犯罪規定的立法原意的。二是區分情況適用罰金刑具有普遍適用性。從社會危害性角度看，食品安全類犯罪中不管食品從“田間”到“飯桌”需要經歷多少環節，是否進入銷售領域是將其社會危害性由抽象風險轉化為具體風險的關鍵步驟，對食品是否進入流通環節在量刑上加以區分，不僅符合罪刑法定原則，而且可以基本覆蓋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案件，不會出現因覆蓋面過窄而制約操作性的情況。從刑法與行政法相互銜接的角度看，食品安全類犯罪作為行政犯，其犯罪行為是因違反行政法規而應受刑法處罰的行為，這就需要刑法在對行政犯進行評價時首先應參照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因此，刑法參照食品安全法將“貨值金額”作為罰金的計算標準，不僅“于法有據”，而且也是完善刑法與食品安全法有效銜接的應有之義。

　　罰金適用之量刑幅度的考量。量刑幅度是確定量刑的關鍵一環，也是衡量量刑是否科學的重要參考。筆者認為，檢察機關提出罰金刑量刑建議應著重把握好三點：一是刑罰懲罰性與犯罪分子支付能力的平衡?？筛鶕鐣：π缘牟煌?，將該刑罰幅度進一步細化。具體說來，在以銷售金額作為適用基準的情況下，可按銷售金額的二倍幅度判處罰金基準數額。在以貨值金額作為適用基準的情況下，可按貨值金額的一至二倍幅度判處罰金基準數額，其中二倍以上、一倍到二倍的刑罰空白區間，可參考《量刑指導意見》中規定的其他常見量刑情節的調節幅度予以補充填滿。二是罰金數額與社會危害性的平衡。建議區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罰金幅度，且單位犯罪罰金幅度要明顯高于自然人，基于對自然人犯罪處罰幅度在其犯罪數額一倍、兩倍的標準，單位犯罪的量刑可參照五倍數額的幅度。三是罰金刑與主刑適用的平衡。罰金作為自由刑的附加刑與主刑一并適用，其對主刑的作用應是強調和補充，對犯罪行為的刑罰評價需要與主刑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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