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不僅立足理論，強調吸收兩大法系的合理之處，而且從司法實踐角度出發，對于刑事證據審查，提出分解驗證、雙向對比、綜合分析邏輯遞進的三步法則，主張先形式判斷、后實質判斷的“二分法”，構建起“以客觀真實作為一種應然追求，以法律真實作為現實底線”的二元主義證明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可行、高效的證據審查方法。 

　　近年來，在我國刑法學領域，刑法解釋學得到了長足發展，甚至某種程度上形成形式刑法觀與實質刑法觀的基本立場之爭。但是，在刑事訴訟法學領域，刑事訴訟法解釋學發展還較為落后。李勇檢察官的新著《刑事證據審查三步法則》一書，不僅立足理論，強調吸收兩大法系的合理之處，而且從司法實踐角度出發，對于刑事證據審查，提出分解驗證、雙向對比、綜合分析邏輯遞進的三步法則，主張先形式判斷、后實質判斷的“二分法”，構建起“以客觀真實作為一種應然追求，以法律真實作為現實底線”的二元主義證明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可行、高效的證據審查方法。

對瑕疵證據應當進行實質判斷 

　　該書提出，分解驗證“作為‘三步法則’中的第一步，解決的是證據能力問題”。在司法辦案中，司法人員審查證據時首先要解決的是證據資格問題，而證據資格就是證據能力。在審查證據能力的過程中，司法人員應當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進行審查，具有真實性、合法性的證據才具有定案資格。不具有合法性的證據，有可能是瑕疵證據，有可能是非法證據。對于瑕疵證據，經合理解釋或補正仍可以作為定案依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對于以刑訊逼供、暴力或者威脅等非法方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但是，對于書證、物證存在瑕疵的，不必然要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即涉及認定標準問題，也就是說，在何種情形下，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書證與物證應當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對此，該書提出了“先形式、后實質二步式審查法”，即對是否違法取證先進行形式判斷，再通過實質判斷確定是否屬于非法證據。實質判斷應遵循四項規則：人權規則、痛苦規則、真實性規則、自愿性規則。只有實質上違反了該四項規則，才可以認定為非法證據。

　　因此，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在堅守“疑罪從無”原則的基礎上，對于瑕疵證據，要敢于面對辯護方的質疑，從實質解釋出發，判斷該瑕疵證據是否違反了上述規則，對于實質上確實屬于非法證據的，應當予以排除。否則，應予以補正后繼續使用。

在雙向對比中解決證明力問題 

　　該書以較大篇幅論述了證據能力問題，只有證據能力適格，才能進一步審查證據的證明力，這是雙向對比環節要解決的問題。對比即對案件中的證據材料進行縱向、橫向的比較和對照，審查其所印證的內容是否一致，以解決證據的證明力問題。

　　從歷史角度來看，證明模式先后經歷了神示證明模式、法定證明模式、自由心證證明模式三個階段。自由心證證明模式是現代刑事訴訟所普遍采用的模式，其根本觀點是對各種證據的證明力，由司法官根據理性和良心，自由地依法作出判斷。我國的證明模式其實也是自由心證模式，但與嚴格意義上的自由心證模式有所不同，差異在于我國更加注重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更加注重證據的內在一致性，有學者將其總結為印證證明模式。印證證明模式強調孤證不能定罪，強調僅有被告人的供述而無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但是，證據之間如何達到相互印證，以及證據之間是否是真正的相互印證，需要進行實質判斷。證據能力審查是前提，只有證據能力經審查適格，才能夠進入雙向對比階段，進行證明力的判斷。在證明力判斷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要重視客觀證據審查。公訴人在審查證據材料時，不應輕信任何一方的言詞陳述，更不能“重言詞證據輕客觀證據”，要先從客觀證據出發進行審查，深入案件事實中，分析言詞陳述是否合理。要堅持親歷性原則，對于證言存在矛盾的地方，需要當面復核，以防止印證形式化。

　　二是對供證完全一致的情況要格外慎重。供證完全一致是言詞證據的理想狀態。但是，不同的人對于案件事實的描述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供證之間陳述完全一致，甚至細節方面、筆錄上的錯字、筆跡涂改等均完全相同，則需要慎重對待。尤其是對于被采取非羈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其口供與其他證人證言完全一致時，應警惕是否存在串供的可能性。

　　三是切勿出現“印證”的絕對化。證據之間相互印證，絕不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現不一致的情況，而是指事關定罪量刑的事實情節必須達到相互印證的狀態，且不能出現邏輯上的矛盾，對于非主要情節的沖突與矛盾，在合理范圍內是允許的，也是客觀存在的。

綜合分析中二元主義證明標準的運用 

　　我國刑事訴訟法將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的證明標準均規定為“證據確實、充分”。學界一直有關于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爭論，進而形成了“法律真實說”和“客觀真實說”兩大學說。對此，作者提出“客觀真實作為一種應然追求，法律真實作為現實底線，既是司法實踐真相的呈現，也是一種務實的學術立場”，此即二元主義證明標準。辦案人應窮盡手段去發現事實真相，窮盡可能去收集證據，盡最大限度接近客觀真實。當能收集的證據已經全部收集到位，能采用的手段已經全部使用完畢，仍然無法達到“證據確實、充分”，即法律真實也沒有實現，則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事實上，二元主義證明標準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從公訴人角度而言，審查案件時，首先要充分理解刑法法條、司法解釋、會議紀要等各種規范性文件的規定。然后，要全面審查證據材料，努力尋找客觀真實，發現客觀真相。在分解驗證、雙向對比階段，需要對瑕疵證據予以補正，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對證明力較弱的證據進行補強。最后，應當堅守法律真實底線，窮盡現有條件進行查證后，根據“現有”證據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對無法達到法律真實底線的，應堅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不予認定。

　　在犯罪輕刑化趨勢的大背景下，尤其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已經深入適用情況下，對于輕微犯罪案件和重罪案件的證據標準是否可以有所不同，學界仍有較大爭議。受限于我國的現實情況，目前仍不宜對證明標準有所降低，然而，如果所有案件的證據標準毫無差異，那么案件繁簡分流實效將大打折扣。對此，作者提出以證據標準的差異化來推動案件繁簡分流。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即對于案件事實清楚簡單，且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均適格，又符合速裁程序、簡易程序的案件，可以對案件的證據標準適當放寬。證據標準的放寬不代表證據之間應相互印證的狀態可以放寬，而是指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根據現有證據已經能夠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例如，在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故意傷害案中，即使沒有監控視頻和目擊證人，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陳述能夠相印證，也可以予以認定。當然，在放寬證據標準之前，仍應當嚴格進行分解驗證和雙向對比，即嚴格審查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很喜歡本書自序中的那段話：“對于證據問題，我們應該始終保持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心理，始終堅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審慎態度?！边@是一本理論性和實踐性均很強的著作，書中充滿的是人道主義情懷和對法律底線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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