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屬于典型的過失犯罪，因而只有在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才構成犯罪。根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6條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根據該條規定，在這一過程中肇事者主觀心理發生了明顯變化，從交通肇事時的過失，轉化為對被害人傷亡結果消極放任的間接故意或積極希望的直接故意。實踐中，對于肇事者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引發重大事故，且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遺棄或者隱藏，但被害人最終得到救助未發生死亡后果的，應當如何處理存在爭議。

交通肇事罪轉化為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的理論根據。犯罪從行為方式上區分，可分為作為犯罪與不作為犯罪。不作為犯罪又可分為純正不作為犯與不純正不作為犯。純正不作為犯，是只能以不作為的行為方式構成的犯罪，其作為義務的來源均由法律明文規定，如遺棄罪。不純正的不作為犯，指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積極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并且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犯罪形式。行為人實施某種積極行為的義務來源較為廣泛，主要包括：法律明文規定的作為義務；職務或者業務要求的作為義務；法律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所謂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是指由于行為人在先實施的行為，使某種合法權益陷入遭受嚴重損害的危險狀態，則行為人負有防止結果發生的義務，又可稱為結果回避義務。交通肇事罪轉化為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即是在存在先行行為的情況下，肇事者負有防止被害人傷亡的結果回避義務，卻不履行救助義務，而是采取帶離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的方式，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在此情形下，肇事者心態發生變化，已經在實施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嚴重傷害他人健康的“故意殺人”或者“故意傷害”行為。肇事者將被害人隱藏或者遺棄的行為，已經不是過失心態下對被害人人身法益的侵害，而是對被害人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結果的放任。

其中，對于被害人死亡的，應當是由于肇事者將其隱藏或者遺棄，致使其無法得到救助而造成的。例如，肇事者甲將被害人乙遺棄至醫院門口后隨即逃逸，即使乙仍因未被人及時發現而最終死亡，也不應當轉化為故意殺人罪。因為，甲此時的遺棄行為更多體現的是過失心態，仍應以交通肇事罪處罰，逃逸致人死亡屬于加重情節。但是，如果甲將乙遺棄至深山老林，或者人跡罕至的地方，則該種行為表明其并不希望乙被及時救助，其心態已由過失轉化為故意。犯罪形態發生轉化，意味著犯罪已經由此罪轉變為彼罪。交通肇事罪一旦發生轉化，則應從法益侵害程度著手，考量行為人行為的定性問題。

《解釋》第6條體現了罪刑均衡原則，可有效實現對交通肇事中相關犯罪的預防與控制。就交通肇事罪轉化犯而言，肇事者拒絕履行救助義務，將被害人的生命置于無法或者極難被救助的場合，使被害人面臨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危險。從法益侵害性而言，故意殺人罪的行為結果其實包含著傷害結果，只不過從法益侵害程度而言，顯然故意殺人罪重于故意傷害罪。對于被害人因被救助或者其他原因而未發生死亡或嚴重殘疾結果的，應從被害人傷及部位、受傷程度、案發時間、地點、環境條件等客觀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和判斷，從而達到主客觀相一致。當被害人傷及的部位或者受傷程度明顯致命，不及時救助其死亡結果具有高度蓋然性的，則表明肇事者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此時即使未發生死亡結果，僅表明其故意殺人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并未達到既遂的嚴重程度，可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是，若被害人受傷部位、受傷程度并非極其嚴重，或者根據遺棄環境、案發時間等判斷，表明肇事者僅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權的故意，或者說僅侵害了故意傷害罪的法益，則應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

（作者單位：河北省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