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融通理論與實踐中展現刑法教義學生命力

《刑法教義學的案例進路》一書，以刑法教義學的方法對刑事案例進行學術研究，進而展現刑法教義學在復雜個案分析中的實踐價值及在類案研究中的學理貢獻。

作為一種刑法學研究范式，刑法教義學近年來逐步發展為刑法理論的主流研究范式，并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刑法教義學所具有的抽象性、理論性、精密性等特點，使其被接受起來有一定難度。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鄒兵建新近出版的《刑法教義學的案例進路》，以案例為引線，以理論為支撐，充分展示了刑法教義學的實踐功能。在本書中，作者聚焦社會熱點案例，嫻熟運用刑法教義學的基本理論，使較為抽象的刑法教義學體現在鮮活的實踐案例中，可謂別具一格，也讓讀者對刑法教義學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

刑法教義學應立足于司法實踐

法學是實踐科學，法學研究具有實踐品格，為司法實踐提供理論指引應成為法學研究的首要關切。本書作者采取司法論的研究范式，詳盡闡釋了十個熱點案例中所蘊含的司法適用、法律解釋、刑事政策等法律問題，體現了鮮明的實踐品格。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立法論和司法論是兩個不同的刑法研究面向和視角。立法論以刑法應當如何制定的應然性為出發點，其理論追求是為刑法的修改完善提供理論指導。而司法論以刑法應當如何理解的實然性為出發點，其根本目的是為刑法的適用提供理論依據。進言之，司法論的邏輯前提是法律的正確性，亦即要在維護法律權威性、正確性的前提下，對法律作出解釋，只有在窮盡一切可能的解釋方案仍不能得出合理結論時，才可以對立法提出建設性意見，而不能動輒懷疑法律、批判法律、否定法律。理論研究如此，司法實踐亦如此。司法人員必須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目光在法律規范與案件事實之間來回穿梭，仔細斟酌法律條文的意旨，從而找到法律適用的依據。因此，司法實踐與刑法教義學之間的內在需求是不謀而合的。換言之，刑法教義學是實踐理性的產物，而非形式理性的產物。如果刑法教義學不能運用于實踐，那么理論研究就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境中，無法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而如果司法實踐脫離了刑法理論的指引，法律工具主義便可能大行其道，司法實踐的專業化水平便很難得到提升，實踐關切也難以得到回應。我想，這也是作者在這本著作里意圖解決的問題。

刑法教義學應運用于司法實踐

刑法教義學與司法實踐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實際上，刑法教義學正是為了合理有效地解決司法實踐難題而產生并逐步發展成熟起來的，也正因為刑法教義學與司法實踐具有內在的高度一致性，它在司法實踐中才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廣闊的需求空間。

首先，從實踐角度而言，司法實踐越來越注重說理的充分性和自洽性。無論是從三個效果有機統一的角度而言，還是從司法工作本身的嚴謹性角度而言，說理越充分，邏輯越嚴謹，越能夠說服裁判者，說服當事人，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尤其對于熱點案件來說，其處理結果不僅關乎公平正義，更關乎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社會公眾把握刑法規范尺度的重要參考，是對公眾進行普法教育的良好契機。而刑法教義學所注重的階層性分析、精細化分析，恰可作為司法人員的重要論述參考。

其次，從學理角度而言，案例研究可以為刑法教義學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司法實踐中，案例大致分為指導性案例、參考案例、典型案例等。本書作者所選取的十個案例皆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案例，并且這些案例大多有司法判決，其中于歡故意傷害案還是指導性案例。其實，不僅僅是熱點案例，司法實踐中的大量普通案例同樣具有極強的理論研究價值。即使是危險駕駛罪這樣的輕罪，從中也可以挖掘出非法證據排除、行政執法證據運用、但書出罪的合理性等關系實體與程序的多重問題，而這些也正是刑法教義學值得深入研究的領域。

與此同時，立法論的發展，也仰賴于刑法教義學與司法實踐的良性互動。雖然刑法教義學的邏輯前提是法律的正確性，但并非意味著刑法教義學與立法論之間是涇渭分明的關系。刑法教義學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可以稱為解釋學，是對法律條文的內涵、精神以及司法適用的具體解釋。當司法實踐中所面臨的難題，通過窮盡解釋方案均不能得出合理結論時，便需要通過立法予以解決。事實上，刑法的每一次修正，均是對司法實踐的回應。刑法教義學和司法實踐在充分溝通后，通常會明確問題所在，當問題開始集中，且具有普遍性和傾向性時，立法層面的使命便體現出來，即為司法提供裁判規則，從而不斷克服成文法的缺陷，不斷對法律加以完善。

因此，刑法教義學不僅應當，而且能夠運用于實踐，這也應當是未來刑法教義學的重大課題之一。

刑法教義學如何融通理論與實踐

縱觀本書，隨處體現著對實踐的充分關切。雖然筆者并不否認，刑法教義學需要一個精深的體系，也離不開形而上的法哲學提供背景和基礎。例如對正當防衛的研究便離不開對功利主義哲學的深度思考，無論是結果無價值論所提出的利益衡量說，還是行為無價值論所提倡的法規范違反說，實質上都是在論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行為符合規則要求，且普遍地承認這套規則會最大限度地增進效用，那么它就可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但是，如果僅關注形而上的哲學思考，而對形而下的案例研究不屑一顧，偏愛于“理性迷思”，那么也就不可能對法學研究作出真正的貢獻?；趯λ痉▽嵺`的思考，筆者認為，刑法教義學可在以下幾個方面深度溝通理論與實踐：

一是注重實體與程序的交融。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案件的裁判離不開證據，案件的高效辦理都要通過一定之證明方法和標準，通過一定之證據規則，以法定程序最終認定事實。如果實體法的研究不注重程序法上的理念與規定，那么勢必會脫離實踐，其理論生命力也不會長久。本書在研究內容上，除了涉及刑法適用問題，也涉及證據問題、程序問題，以及刑民交叉問題等。因此，刑法教義學的研究應當注重實體與程序的交融，注重法律解釋結論在實踐中的可行性，如此方能實現刑法教義學的長足發展。

二是立足本土實踐，研究本土問題。當前，在學術界還一定程度存在用外國理論套中國問題，甚至還存在“以解決外國案例為目標”的教學科研現象。中國的文化傳統迥異于別國，中國的司法實踐也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例如刑事和解制度，雖然從法理層面而言，刑事和解影響不法程度的司法邏輯確實具有可商榷性，但是由于中國幾千年“和為貴”的文化底色，以及注重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的司法理念，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便具有生命力和可行性，應在肯定其價值的前提下，對不合理之處予以優化，這便是立足本土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也是刑法教義學的重要使命。

三是注重案例研究，從中提煉總結理論。案例是理論研究的豐富素材。要通過對案例進行研究，發現實踐中的問題，嘗試運用理論加以分析并解決，從而使司法人員不斷提升專業化水平。同時，通過研究案例，反思理論體系的不足，對不具有可行性的理論加以優化和細化，進而提出更具有前瞻性和創新性的理論，實現法學研究不斷深化。

刑法具有極強的實踐品格，刑法教義學的發展離不開實踐助力。本書作者在刑法教義學中創新性地采用熱點案例為分析進路，對于刑法教義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思路，這也正是本書生命力的體現。

（作者單位：河北省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檢察院）